年，韩国将“江陵端午祭”成功申报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这一消息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日本爱知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教授周星认为，面对围绕端午在两国民众之间造成的严重误解，民俗学者有责任向本国公众准确地解说邻国的民俗文化。他在《东亚的端午：以“药物”为中心》一文中分析了中、日、韩三国共享的端午“药俗”，并指出多边交叉和相互比较的民俗学研究才能促进邻国公众间的互相理解。
丰子恺《买粽子》
韩国在年将该国的重大庆典活动“江陵端午祭”成功申报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这一事件意外地刺激了中国公众文化民族主义情绪，许多人甚至认为韩国“窃取”了中国的端午节，也正是在此一事件的影响、学界的呼吁和公众舆论的压力之下，中国政府加快了文化政策的改革和调整。年5月，端午节几乎是毫无悬念地进入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年，端午节成为中国的法定节假日；年9月，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端午节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也获得了成功。事件之后，中韩民俗学者究竟应该如何去面对围绕端午在两国民众之间造成的严重误解呢？本文拟就或可超越“一国民俗学”之局限的“比较民俗学”以及在其基础之上的“东亚民俗学”的可能性进行初步探讨。中韩“端午之争”与文化民族主义长期以来，中国的“端午节”、韩国的“端午祭”和日本的“端午节供”或“端午节句”，基本上是由东亚三国的民俗学者分别在各自国家内部的民俗学框架之中予以归纳和表述。在此，我们把“一国民俗学”视为描述端午的第一种视角。端午构成了东亚三国各自年节岁时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这种年节岁时的体系化可被认为是各国民众之生活文化的基本节奏和脉络，也是各自国家传统文化的主轴。由于分别是在“一国民俗学”的体系之内讲述端午的，端午成为东亚三国各自的文化民族主义的“资源”，并不令人感到奇怪。由此看来，中韩围绕着端午而形成的“异文化”之间的误解，相关国家的民俗学和民俗学者实际上是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中国的部分民俗学者虽然也大体上了解韩国江陵端午祭的独特性，却无法向更大范围的中国知识界予以说明，或无力引导国内媒体及大众的文化民族主义舆论导向。有限地提及东亚其他国家端午的论述，通常是强调端午的中国起源以及各国端午事象和中国端午的一致性，而对于各国端午在地化和本土化的特点，要么无知，要么轻视、忽视或无视。中国民俗学在描述国内的端午节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往往不能够很好地处理端午民俗的地域独特性和端午文化整体性之间的关系，或者把某个地区(例如汨罗)端午事象的特点放大描述成为全国性、甚至是“中华”的，以点概面；或者对端午做过于“概论”式的描述，缺乏对具体的社区或地域背景的说明。更有受国家意识形态或文化民族主义的影响，突出强调屈原故事和划龙舟、吃粽子之间的关系。屈原之所以如此得到重视，在古代显然是和朝廷提倡的“忠君”意识形态有关，在近现代则和国家提倡的“爱国主义”有关。加上一些具有“文人气质”的民俗学者们较为偏爱屈原的文学家、诗人身份，通常会对和屈原有关的端午节民俗事象着墨更多(例如，把端午建构成“诗人节”等)。闻一多早年曾经强调端午龙舟竞渡的龙崇拜起源，也是试图从传统节庆中找寻民族文化的精神依据。
湖北秭归的“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另一个明显的倾向便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