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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名课爱情与诗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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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学习的课件

还有“爱情与诗”专题衍说

一起来阅读欣赏吧~

处处沧海处处水,处处巫山处处云

元稹是鲜卑族之后,本姓拓跋氏。作为北魏的皇室,元稹的祖先在北朝时是极为烜赫的。不过隋代以后,家世渐趋衰落。他的父亲元宽,只是做到郎官,而且事迹无考,默默无闻。元稹8岁死了父亲,母亲带着幼小的儿女们,依靠舅族,勉强生活。

为了尽早地获取功名,解决生计问题,元稹14岁赴长安应试,第二年被录取,报考的是明经科。唐代科举名目甚多,但读书人选择的科目主要还是进士科、明经科两种。进士科最为人看重,难度也最大,相比较明经科要容易些。所以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意谓30岁考取明经就算很晚了,而50岁考取进士则并不算迟。元稹不考进士而考明经,固属趋易避难,但15岁一举登科,还是足以证明其出众的才华的。

但是由于唐人重进士、轻明经的社会风气,由明经登第者颇被人所看不起。康骈《剧谈录》等书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元稹考中明经后,久仰李贺的诗才,很想与他结交,就去登门拜访李贺。李贺闭门不见,还把元稹的拜帖退了回来,说:“你是明经及第的,有必要见我吗?”元稹“惭恨而退”。有的书里就说,后来元稹当了礼部郎中,李贺要去参加进士考试,他就与一些人议论李贺应该避其父亲李晋肃的名讳放弃考试。再后来,李贺果真退出了。这些传言未必可信,但明经出身的事实确实令元稹颇有压力,他苦读十年,参加吏部的制科考试,25岁时登书判拔萃科,终于改变了被人轻忽的身份。

在这勤奋苦读的若干年里,元稹很有可能遭遇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与崔莺莺小姐的恋爱。

尽管有不少学者坚持认为,不能以小说中的人物来比附作者;《莺莺传》只是元稹创作的一篇小说,是作为“行卷”在考试前送给达官要人以博取赞誉的作品,并非元稹的个人自传。但从宋代赵令畤《侯鲭录》开始,直到近现代的研究者,大都认为小说是作者的“自寓”,小说中的张生就是元稹自己。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说:“《莺莺传》为微之(元稹字微之)自叙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固无可疑也。”这几乎是学界的一个“公论”。因为人们从相关史料、人物关系,以及元稹本人的其他作品中涉及到的情景,印证了元稹确实有过“结托萧娘只在诗”的往事。

如果按照这个思维,那么,元稹遭遇的爱情可能是这样的:大约在元稹22岁之时,他在河中府任低级官吏,因蒲州兵乱保护崔氏孀妇一家而结识莺莺,莺莺的母亲与元稹的母亲大概是姐妹。元稹对莺莺一见钟情,莺莺对元稹也颇有好感。尤其是莺莺,在情感的挣扎之后,自荐枕席。其后,元稹至京城应吏部试,期间二人还有些书信往来,后来就断了联系。按说莺莺的家世不错,母亲那一脉为荥阳郑氏,也是名门之后,并非不可娶来为妻的。元稹借小说张生的口,表达放弃感情的原因是:“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意思是说,莺莺这类女子,就像商纣王的妲己、周幽王的褒姒,是有可能成为祸害的,我的抵御能力不足,还是早早分开比较好。

元稹的言行得到了当时人们的理解与赞同,因为他的这种表白十分吻合唐人指斥唐玄宗沉溺女色而误国的政治议论。在唐人的笔下,一方面可以由衷赞美唐玄宗与杨贵妃地老天荒的爱情,一方面又认为,正是这种极深的用情,才导致国家的灾难和个人的悲剧。所以,元稹对莺莺的“始乱终弃”,并没有太多影响到人们对元稹的品格评判,相反,为他强制性地压抑内心对莺莺的爱,而“皆为深叹”。

当然,小说流传到后代,读者越来越不满意故事的结局,有人开始加以改造,于是也就有了王实甫《西厢记》“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大团圆。

事实上,元稹登科后授官校书郎,经人介绍结识当时的京兆尹韦夏卿,娶了他的女儿韦丛,此时元稹26岁。韦家的显赫权势,自然不是莺莺家可与比拟,莺莺虽非贫寒之家,但其父已故,政治上可仰仗之处匮乏。用婚姻来攀结豪门,为自己将来的事业发展助力,似乎也无可厚非,更何况元稹跟妻子韦丛的感情很好。

韦丛容貌是否艳于莺莺,不得而知,才华上应该是比不过莺莺的。元稹提到韦丛的时候说过“检得旧书三四纸,高低阔狭粗成行”,说她的字写得高高低低,参差不齐,行距也时阔时狭,不大匀称,只能勉强成行罢了,而莺莺则是“工刀札,善属文”的。但韦丛贤淑温柔,夫唱妇随,育有一子,二人感情甚笃。可惜的是,韦丛与元稹只生活了6年,就因病去世,元稹深为悲痛,写下了许多怀念韦丛的诗,情真语切,如“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唯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怪来醒后傍人泣,醉里时时错问君”、“今宵还似当时醉,半夜觉来闻哭声”、“今夜商山馆中梦,分明同在后堂前”、“孤琴在幽匣,时迸断弦声”、“伤心落残叶,犹识合昏期”、“君骨久为土,我心长似灰”等,最著名的当是《离思》(其四):“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自从有了你之后,其他人就不再在我的眼里了。

韦丛死后的第二年,元稹纳安仙嫔为妾。安氏生一子二女,不到4年过世。安氏死后的第二年,元稹纳裴淑为妾,共同生活了16年。有人因为元稹这样的婚史,认为他是个薄情之人;也有人认为,无论如何,家中有个女主人,料理生活,照顾孩子,并不能因此说明元稹对前妻亡妾的背叛和薄幸。甚至于有人觉得,元稹的宿娼饮妓,并将其写入诗篇,也都是唐代的风气使然,不必以今天的道德标准加以苛求。好歹元稹还是一个有作为的官员,态度上支持“永贞革新”,直言敢谏;担任监察御史时,劾奏不法官吏,平反许多冤案,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和崇高赞誉。他曾四次遭朝廷贬谪,不改匡扶国家的志向;有过短暂的做宰相的经历,说明他还是很有才能的。

至于传说中元稹跟名妓薛涛的一段,可信程度不算太高,虽然这个话题历来有人乐于传播。从资料上看,均非正史所记。说是元稹授监察御史出使东川的时候,与薛涛交往。当时元稹30岁,薛涛41岁。此后,一个有心托付,一个无意留连,虽然元稹写有“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薛涛写有“诗篇调态人皆有,细腻风光我独知”,最后还是不了了之。这段公案众说纷纭,有说是两人压根儿不认识,没有任何交集;有说是两人仅有诗词唱和,没有其他方面的联系;还有研究者发现,元稹当年25岁吏部制科考中的时候,薛涛已经是个50多岁的人了,二人相恋没有可能性。

隐身在女人后面的男人

唐宋词里有相当多的作品展现的是女子的形象。她们有着曼妙的身姿,娇艳的眉黛,高超的才艺,多情善感的心性。她们在浅吟低唱中以婉转的口吻传递着某种思念和期待,从而形成了这一类词作的特殊面貌。然而,这一类的作品,却主要是男子写的。是男性词人模拟着女性的口吻,描写女性的行为和心理。它被称为“代言体”词。

虽然将“香草美人”作为政治的托喻,在我国文学中早有传统;在词的写作里,作者也常常会以男女关系作为某种影射和象征,诸如“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非常值得玩味。但我们这里所说的,是单纯将女性作为审美对象的作品。在词这类载体中,大量采用代言体,与词的传播途径与方式有关。在社交和娱乐场所,歌妓以歌舞侑酒(为饮酒者助兴),她们所唱的歌辞,即是士大夫们依着曲拍填写出来的,甚至不少是即兴填写、随即演唱。士大夫们在写这些歌辞的时候,轻松随意,没有“文以载道”、“诗以言志”这样宏大的写作目的。而且,因着配合这样的场合,这样的演唱者,歌辞以女性的口吻,说女性的情感,讲女性的故事,当然也很自然,很搭调。欧阳炯在《花间集》的序文里说的就是这种状态:“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

不过,词里的形象虽然是女人,背后却充满了男性的眼光。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女人的口,流露出男人的道德评判、审美意识,以及男女交往中的立场和优越感。

他们代言的对象是歌者,也就是那些不具伦理身份的女性。这些女子,有伎艺,有才貌,就是没有人身自由,脱籍从良对她们来说并不是容易的事。士大夫在与她们的交往中,一方面惊羡她们的美艳,同情她们的遭际,为她们的人生幽怨与创痛代言,抒写“溅酒滴残歌扇字,弄花熏得舞衣香。一春弹泪说凄凉”(晏几道《浣溪沙》)之类的悲哀,另一方面,却又不免对这些沦落风尘者投以世俗的鄙夷。有时候这种鄙夷写得很婉转,比如赞美一位心仪的歌妓,就说她像一个好人家的女儿,“烟花丛里不宜他,绝似好人家”(辛弃疾《眼儿媚》)。他们既希望这样的女性可以近距离观赏,可以亲近,又希望她们具备传统女性美丽、温顺、贤慧、贞洁的品格。柳永《少年游》大致就是这样的代表:“世间尤物意中人,轻细好腰身。香帏睡起,发妆酒酽,红脸杏花春。
  娇多爱把齐纨扇,和笑掩朱唇。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不称在风尘。”

词人们流连花陌柳巷,获取婚外恋情,往往是作为婚姻生活的补偿的。士大夫的婚姻是他们政治追求的一部分,当事人的情感成分未必被特别看重。歌妓们聪明美丽,善解人意,歌舞侑酒的社交活动中与之产生真挚感情也非常自然。这种感情使他们痛惜这些女子的艰难处境,理解她们的喜怒哀乐,在为她们代言的过程中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体贴与爱恋。如韦庄《女冠子》:“四月十七日,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
  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但是,婚姻补偿的心愿本来就不是期望寄托于某一稳定对象来实现的,由更新带来的惊喜才有望在一成不变的婚姻生活之外给士大夫以滋润与慰藉。何况将这种交往视之为不影响德行与功业建树的无伤大雅的风流韵事,抱持优游行乐的姿态,更容易消除士大夫的顾虑与压力。所以在“代言体”中的女性,普遍接受“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的交往方式,并以怨而不怒的形象对他们创造的“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结局表示认同。这种知情知趣无非就是男子的立场。

“代言体”词还体现了男性的主体优越意识。词中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外貌还是心理,都带有男性所赋予的理想化色彩。首先,她们的容貌千篇一律的是娇媚、香软、慵懒,体现出特殊的审美趣味。其次,词中女子的生活目的不外乎取悦男性,她们或者竭尽所能地献媚邀宠,或者喋喋不休地诉说幽怨以求重新获得垂怜,即便是一些气格颇高的作品,本质上仍是在强化男性性别的绝对优势。如果说李煜《一斛珠》“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和《菩萨蛮》“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晚,教郎恣意怜”表现的是男性处于浪漫情节中的一种自得,那么牛峤的《菩萨蛮》则通过对女性心理欲望的发掘再现男性意识中根深蒂固的性别控制力量:“玉楼冰覃鸳鸯锦,粉融香汗流山枕。帘外辘轳声,敛眉含笑惊。
  柳阴烟漠漠,低鬓蝉钗落。须作一生拼,尽君一日欢。”这类作品中,恶俗的也不少。

相当一部分士大夫与歌妓的交往持的是逢场作戏的态度,甚至于不排除作戏给自己看,以试验自己的恋爱能力及无限才华。即便有人对歌妓抱有真情,相思似海深,但由于双方社会地位的悬殊和社会法律的束缚,这种相思也难以得到圆满的结果。士大夫及时抽身或忍痛退去的不乏其人。词作中涉及这种“抽身”和“退去”,传达出来的男性立场就更加明显,他们会说自己是忍情,是无奈。他们通常以不伤及对方的两种话语作为托辞:一是强调自己的为命运奔波,羁旅流浪,无暇维护两人的情谊,尽管酒醒时面对“杨柳岸、晓风残月”内心充满了痛楚。这种表白既显示了男性坚忍的责任感,又不失有情有义,最为冠冕;二是干脆将女方比作难以高攀的仙姑,人神虽然一时缱绻,但交会处永远是幻境,不可能有世俗的圆满结局。不可跨越的天人河汉使他们不得永聚。既是天命使然,所以悲剧的责任就不该在士大夫身上。这种解释尽管有些狡辩的意味,但是因为它美化了女性,又将悲剧置于缥缈虚幻的纯美境界之中,竟使这一托辞的美学立意十分高远。

名师简介

西洲,本名王艳平,宁波开放大学教授,宁波开放大学“乐龄学研王艳平工作室”名师,从事古典文学、老年教育研究多年。在宁波老年开放大学开设有文学经典欣赏、唐宋诗词专题等课程,深受学员好评,粉丝众多。

来源

文学经典赏读

编辑

崔磊

责编

孙雅芳

终审

钱荷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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