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菖蒲俞氏首创ldquo奖学田rdq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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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三年(年),太平天国崩溃,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大批汉人官员得到朝廷重用,政治秩序有所修复,晚清有了一段“回光返照”期,史称“同治中兴”。这期间,俞氏耕读传家,首创“奖学田”,激励族人读书明理,逐渐恢复生机和活力。

同治中兴期间,清政府降低农村赋税,鼓励耕作及发放粮种,安抚人民的反抗情绪,社会相对稳定。俞氏人口减少,人均耕地增加,桑麻等作物面积扩大,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此时,手工造纸进一步扩展,“族中皆以造纸为业”,几乎家家都拥有纸槽。

族人“用杨桃汁造纸,厚生者居多”,十八世孙俞起进“幼业农、壮专造纸”,他家的纸一度成为俞家的品牌。方高纸、蚕种纸等销往余杭等地,许多俞氏家庭经济渐为宽裕。俞起堂(大兰)“业纸务农”“买居邻于三溪口”;十九世孙俞育顺十四岁被掳至江西,二十岁左右返回老家,“逐日造纸,不惮辛劳……铢积寸累,渐至饶裕”。之后,“太平乱世”中烧毁的房屋逐渐修复。

同治年间,慈禧垂帘听政,大兴科举,增加取录名额,这也刺激了俞族更加注重子女教养。俞氏《家范》记载,“教养乃子孙贤愚所系,门户盛衰攸关。吾族之为祖父者,必要着实教训子孙才是。幼时即教之孝敬温和,长时慎择师友教之诗书礼仪,六岁教之数与方名,七岁始诵孝经论语,八岁不离学堂,十岁就外传讲解书,大者既冠则责以成人之道……”

在湘溪、广陵溪一带,俞族率先出台实施了“奖学制度”。族长太公设立了一定数量的“奖学田”,至民国五年(年)达到了9.28亩,其中4亩位于七贤乡炉头庄(今新登镇沈家村),从沈姓人家购置,“一田廿担,计税二亩五分正。”

这些奖学田所得的租谷奖励学子,族中孩童凭自己书写的“描红贴”可去祠堂里领取“一担稻谷”。清明节,祠堂里办“祭饭”,学子碗中加一块“红烧肉”。

这些奖学措施,产生了深远影响。俞氏子孙上私塾、进学堂,读书明理、求取功名。清末,族中涌现了一批有文化、有名望之人。如十七世孙俞有协、十八世孙俞起贤、俞起堂(大兰)被例授皇恩顶戴。

十八世孙俞起生(大兰)、俞起敏推举为乡饮介(耆)宾;俞起和(大兰)与十九世孙俞育信(大兰)、俞育书(大兰)入国子监。他们不忘乡亲,办事得力。如俞起和经手修复了大兰祠庙,又见乡民纳粮交税要前往新登县城,来回七十余里,十分不便。他上书新城知县,反映民情,促进县衙在三溪口设立完纳点,方便了百姓。又如俞有协每逢时祭入祠主祭,“无有敢喧哗者”,族人之间如有争端,他以“巽语之言,继以法语破之,使人心降而悦服”。

民国至解放初期,不少俞氏后人刻苦用功,学有所成,成为社会有用之人。如二十世孙俞俊(义芳),任职月和区署、南昌铁路。

俞杰(志元)南京黄埔军校毕业、中央宪兵学校结业,任宪兵校尉军官、上海、奉贤、南汇三县联防少将副司令,曾执教于福光小学,任军事教官。

俞位廷(桂潮)担任东洲乡乡长;俞位师(长潮)新登简师毕业,担任湘源乡十五保保长。俞位浩(永祥)任职兰溪地方行政连,抗战胜利后,投身革命建设,找到良好归宿,解放后供职于桐庐供销社。俞位宏(大兰、名本根)、俞位候(满朝)、俞位培(元林)、俞顺良(泉根)等在国民政府有关部队参军当兵。俞位候后无音讯,生死不明。

新中国成立后,走出菖蒲、大兰山村的俞氏族人大多回乡务农,有的因为成份问题,接受了劳动改造,最终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公民。他们作为民国时期的俞氏知名人士,为政府出过力、为乡亲办过事。尤其在抗战期间,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应当为后人所铭记。

清末民初,俞氏设立“奖学田”,激励族人读书明理,俞氏先祖的高明之举与远见意识,至今仍可称道、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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